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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专家：孙九霞，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，快三官网 “百千万工程”专家智库成员；岳文泽，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；李耀锋，广东工业大学法学院教授。

　　一、孙九霞：城乡韧性与旅游创客的在地化实践

　　关于时代方位与主体定位的共识。孙九霞教授指出，旅游创客潮的兴起是多重力量共振的结果：国家自2014年将“旅游创客”纳入政府工作报告、2015年启动“百万乡村旅游创客行动”以来，政策体系持续完善，“到乡村去”更成为城市人群的生活新风尚。旅游创客——包括“乡创客”“返乡青年”“数字游民”等多元身份群体——不仅是旅游业的创新引擎，更是增强城乡韧性的关键纽带，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在地化实践，实现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与功能互补。

　　关于理论框架与分类逻辑的认知。孙九霞教授以城乡韧性理论为分析基础，强调当代韧性已从“恢复原态”转向“适应循环稳态”。乡村虽具地方性知识优势，却面临生计脆弱性挑战。旅游创客作为城乡流动的核心主体，其在地化实践恰是提升韧性的有效抓手。据此，她将旅游创客划分为三类：内生型（本土群体就地现代化）、外融型（城乡两栖钟摆流动）、嵌套型（城市创意阶层飞地集聚），分别通过微观、中观、宏观三个层面构建城乡联结网络。

　　关于实践路径与典型案例的剖析。孙九霞教授给出三种路径：一是内生型创客激活乡土内生力。以阳朔“月亮妈妈”为例，这位村民自学11门外语，从售卖矿泉水起步成长为旅游标杆。微观上维系四世同堂家庭，避免空心化；中观上带动全村90%以上农户从事旅游，形成“同村同业”集群，日均接待6000人；宏观上激发治理活力，村民自发组建“环保妈妈”志愿服务队，推动历村年接待游客超300万人次，成为广西乡村旅游示范点；二是外融型创客搭建资源桥梁。如罗浮山“禾肚里”创始人郑春桃，将废弃小学改造为稻田酒店，带动30名村民就业，并孵化周边8家民宿、4家农家乐；返乡建筑师谭文华改造老宅为民宿，激发村民自主创业。此类创客促进人口回流，构建“民宿—村民—村集体”利益共同体，实现城乡资本、技术与土地资源深度融合；三是嵌套型创客探索制度创新。安吉DNA数字游民公社由废弃竹木厂改造，吸引平均年龄28岁、89%具高等教育背景的创客群体，平均停留58天。他们以远程工作实现“地理套利”，形成线上强连接、线下弱连接的“轻社区”，探索出可复制的“数字游民+乡村”模式，打破城乡二元对立，为乡村注入创新活力。

　　关于政策启示与未来方向的前瞻思考。孙九霞教授提出三点核心主张：一要强化城乡互构逻辑。高韧性地区（如珠三角）因要素畅通更易吸引创客集聚，而创客反哺又通过文化传承、生态保护提升乡村抗风险能力，实现“乡村更乡、城市愈城”的良性循环；二要推动东西部“优势叠加”协作。西部应激活本土文化与生态资源，东部则输出市场渠道、管理理念与数字技术；同时加强经验互鉴，如广东“培育乡村CEO”与浙江“招募乡村CEO”模式差异可为政策优化提供参考；三要建立差异化支持机制。在生态脆弱区可适度调整门票政策，使绿水青山直接转化为本地收益，真正实现生态价值的在地化转化。

　　二、岳文泽：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驱动城乡要素流动的逻辑

　　关于时代方位与问题导向的共识。岳文泽教授指出，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短板在农村，而城乡融合的核心在于要素自由流动。当前突出矛盾表现为：人口“被动外流”与“城不稳、乡难回”并存，土地资源与发展机会空间错配，资金缺乏循环机制，产业难以承载人口集聚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为“千万工程”的深化载体，通过空间重构、制度创新与资源整合，有效破解这一结构性困境。截至2022年底，浙江已实施721个项目，投入超3000亿元，覆盖86个区县、860万农民，实现乡村空间重塑与要素高效流动双重成效。

　　关于实践路径与典型案例的认知。岳文泽教授以“人、地、钱、业”四维要素为框架，展现浙江经验：一是以“人”为核心，保障权利促有序流动。松阳“大搬快聚”引导600名高山村民向集镇集聚，配套住房、服务与岗位；嘉兴秀洲首创进城农民登记备案制，保留其土地承包权、宅基地使用权，同时享有城镇公共服务，实现“带权入市、进退有据”。二是以“地”为纽带，空间重构激活价值。丽水“消薄飞地”将265个薄弱村土地指标配置到沿海产业平台，反哺增收5000余万元。三是以“钱”为支撑，构建可持续投入机制。湖州旧馆盘活1500亩宅基地指标，按180万元/亩交易，收益18亿元覆盖项目成本；安吉“两山银行”统筹山水林田资源，建立竹林碳汇收储交易中心，形成“流转—收储—交易—反哺”全链条价值转化体系。四是以“业”为基础，融合升级筑牢承载力。青田“稻鱼共生”亩均收益达8万元，缙云“茭鸭共生”带动3.5万人就业；余杭径山打造23个现代农业园区，开发禅茶文旅，“径山茶”品牌价值27亿元，实现农民“财产+租金+薪金”多元增收。

　　关于内在逻辑与制度创新的前瞻思考。岳文泽教授指出，浙江全域整治历经从1.0到4.0的四次迭代，其成功源于四大机制：一是规划协同引领，构建“总规—专项—详规—设计—整治”五级体系，动态优化“三线”，在守住底线前提下释放结构性弹性空间；二是资源统筹联动，通过“百千万亩方”“多田套合”“林耕置换”等工程整合碎片化资源，推动土地从“数量平衡”转向“质量效益并重”；三是功能打通融合，探索城镇开发边界内“双用途”管制、“双置换”机制，以共同富裕基本单元统筹城乡功能，打破部门与空间壁垒；四是系统治理保障，建立省、市、县三级专班和13部门协同机制，创新“政府统筹—国企投建—民企运营—利益联结”模式，每年安排300亿元信贷支持，并依托“空间码”“耕地智保”等数字平台实现全周期监管。

　　三、李耀锋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社会责任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

　　关于时代方位与核心问题的共识。李耀锋教授指出，截至2023年底，全国家庭农场近400万家、农民合作社超220万家、县级以上龙头企业9万多家，经营土地占比超40%，已成为农业增效、农民增收的重要力量。然而，国际经验警示，若缺乏有效引导，规模化主体易排斥小农、挤压就业，我国实践中亦存在联农带农不充分、与村庄社会关系紧张等问题。在此背景下，他提出核心命题：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究竟具有怎样的组织属性？如何提升其履行社会责任的主动性与稳定性？

　　关于组织属性与内在逻辑的认知。李耀锋教授强调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非单纯的市场主体，而是经济性、社会性与政治性相统一的复合组织，其中社会性发挥关键调节作用。经济性体现为其市场导向的专业化、集约化经营，是维持运营与联农带农的基础；社会性源于我国土地集体所有制和乡村嵌入性，使其必须与村庄持续协商互动，无法脱离乡土社会独立发展；政治性则表现为深度参与乡村治理——负责人常进入村“两委”或担任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。2023年“全国十佳农民”中多人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或村级主职，彰显其作为国家政策传导载体的功能。尤为关键的是，社会性对经济性与政治性具有调节作用：适度的社会性能促使其兼顾村庄整体利益与小农户福祉，形成长远发展预期。

　　关于驱动机制与群体基础的剖析。李耀锋教授指出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履责受三重机制共同驱动：一是效率机制——当生态种植、联农带农能带来长期市场收益时，主体主动践行责任，如河南某果树合作社因放弃除草剂提升苹果品质，通过价格杠杆激励社员绿色生产；二是社会关系机制——乡村熟人社会促使主体维护地方关系，如江西某合作社负责人每年资助村庄庙会，既获村民认可，又优化经营环境；三是合法性机制——政策规范与社会期待形成压力，如江西某县通过“新乡贤”认定、差别化奖励等举措激励致富带头人带动农户，表现突出者进而当选村干部。整合这三重机制的核心力量，是具有爱农情怀的新型职业农民。如江西某合作社执行监事深耕乡村20余年，积极参与公益、探望病患、带动就业，能有效协调三重属性张力，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举。

　　关于实践路径与政策启示的前瞻思考。李耀锋教授提出，应以“社会化”为核心抓手，差异化推进主体责任建设：对内生型主体（家庭农场、本土合作社等），应优化其与村庄的关联，在利用本地资源的同时避免人情过度干扰效率，激发其对村庄、小农与生态的内生责任意识；对外生型主体（外来投资企业），需通过政策引导与组织设计，培养管理者对农民处境的“适度移情”，推动其开展联农带农、参与村庄建设。具体路径包括：培育新型职业农民、融入村庄文化、创新组织管理模式，使社会责任内化为自觉行为；同时强化政策保障，化解农业面临的市场与自然双重风险，避免主体因短期压力放弃长期履责。